迟福林：如何让大家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

文/张向东

十几年前一个周末的晚上，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去澳大利亚悉尼考察，到了晚上想找个地方吃饭。结果发现，很多餐馆都爆满。怎么会这样？

迟福林想，可能是因为当天是周末，但所有大小餐馆都爆满的场景还是让他很吃惊。

后来一了解，在当地，蓝领工人都是在周末发周工资。但工资消费完了他们怎么办呢？

当地人说，他们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有经过法律确认的社会保障网。

这件事情给迟福林留下了深刻印象。2025年11月初，迟福林对和讯网说，“这些年，我们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做了很多投入，保障性收入有了明显增长，如何增强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通过严格的法律来确认我们的基本社会保障。”

自2007年以来，迟福林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就收入分配改革等提交提案，为推动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而呼吁。迟福林是最早提出收入分配领域实行“两个倍增计划”。“两个倍增计划”即:国民收入倍增和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他认为，“两个倍增计划”是推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案之一。

不仅如此，他还对社保、医疗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重大改革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是中国经济体制领域中的“改革老兵”。

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投资于人，钱从哪里来？在房地产行业受到较大冲击、资产端发生较大改变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如何继续扩大？老龄化加剧背景下，中国社保支出压力如何缓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实现？城乡差距如何进一步缩小？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5年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或超过13935美元，即属于高收入国家。而中国2024年人均GNI为1.34万美元，已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

成为高收入国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一宏观平均数与个人的实际体感之间的差异，需要哪些改革措施来消除？

2025年11月9日，围绕上述话题，和讯网与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进行了深入对话。迟福林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重要的不是简单的人均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平均富裕程度、教育程度、医疗健康水平等人类发展指标。这些方面的可持续提升，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才能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老百姓。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以下为对话内容:

和讯网:内需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您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把服务性消费占比从目前的46.1%提升到60%，将新增40万亿元的消费需求。您认为，当前，提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抓手是什么？

迟福林: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围绕中国发展阶段做相关研究，开始感到中国已经从短缺经济时代和生存型阶段到了一个发展型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今天，从现实看，我们的经济整体上还是受一些长期的以传统投资为主的惯性思维影响，所以消费率还不是很高。

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接近30%，可是我们的消费占全球只有17%左右。所以，如果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中国在全球消费中的占比能达到制造业的水平，达到30%以上，那我们在全球可是真正的中国大市场。

中国消费率较低有很多原因。我们过去长期坚持投资是关键，消费是基础。但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随着条件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前不久，我在一个国际论坛上讲，要想实现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首先要承认消费既是基础也是关键，尤其是现在，消费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首要性的问题。二十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来“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句话十分重要。我们要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把更多的投入转到消费上，用消费拉动投资，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

民生问题是提振消费的最大问题。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基本安全有保障的基本公共均等化作为保障，大家消费的安全感才能增强。

“十五五”期间，按照中央要求把更多投资放在消费上，由此体现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矛盾，体现这个阶段人们的基本需求，体现这个阶段我们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特点。

和讯网:“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投资于物，是投资“铁公基”，用的是财政和市场资金；投资于人，是要投哪些领域？钱从哪里来？

迟福林: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投资于物和投资人，是两个相互促进的事情。我们过去把投资作为增长的首要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投资相对较少。比如我们过去的城市化，建了很多高楼大厦，表面上是物，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但是像地下管网这类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服务还没有上来，依然达不到人们的需求。

我们经常强调要拉动消费，现在什么消费对老百姓最重要？是服务型消费。教育、医疗、养老、健康、文化信息等，这些都是服务型消费的主要领域。那推动服务型消费靠什么？靠投资于人。比如养老，中国现在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正在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需要通过投资于人形成从满足养老基本需求到创造银发经济的良性循环。

为此，我们的观念要从对人的需求出发，使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

投资于人需要两个很重要的基本条件。首要条件是开放市场。中国的制造业100%放开了，在高水平开放中推动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在服务业方面，10多年前我提出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有人批评我说，服务业怎么能开放呢？

今天“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服务业开放”。制造业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服务业市场开放，民营资本难以进入这些领域，大量投资进不来，就难以满足和适应社会需求。为什么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呢？

其实在老百姓的医疗、健康、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回报率还比较高的，而且又适应了老百姓的发展型需求。所以，服务业市场开放在既加大投资，提升投资效率，同时又满足广大需求上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个，我们有最大的优势:国有资本。我算了一笔账，今后5-10年，中国要解决“投资于人”的资金，至少需要80万亿到100亿元投资。如说农民工市民化，我们还有1.7亿农民工没有实现市民化。

总体来说，投资量很大，钱哪里来呢？

通过国有资本来解决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优势。现在，我们的国有资本已经开始更多地投入民生领域，更多地开始投入城市公共设施，关注与民生相关的问题。

所以，中国到2035年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大优势在国有资本，最大的潜力在开放服务市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我们实际需求出发，就了有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条件。

和讯网:“十五五”期间，国有资本“投资于人”的空间还有多大？除了国有资本化转充实社保、延迟退休，还有哪些手段可以用来缓解中国在未来面临的医疗和社保支出压力？

迟福林:现在国有资本加大对社保基金划转的力度已经比较大了，但我认为，适应于新阶段主要矛盾变化和老百姓需求升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从2万多亿到5万多亿，甚至未来更长远10万多亿、20万亿甚至30万亿，有没有可能？我认为是有可能、有条件的。我们国有资本更多的要向医疗健康、养老、文化等等以老百姓需求为主的方面布局。

另外一个是市场上的各类基金工具，这些有中长期回报的基金，大家是愿意投资的，因为它有未来的中长期收益。

所以，公共投资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投资能不能带来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能不能带来老百姓生活的改善，能不能提高人的基本素质。我们的公共投资要跟着人走，社保基金也要跟着人走。我认为中国有条件通过多方举措，通过市场的力量、政府力量、社会的力量来解决投资于人的基本需求问题。

和讯网:您如何评价过去多年来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展和成效？十五五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抓手是什么？与十几年前相比，未来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逻辑，有哪些变化？

迟福林:我想从最后一个问题谈起。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收入分配改革上下了很大功夫，解决了很多具体问题。

未来，我们一定要在这“两个倍增”上下功夫，才能解决最终的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这些年在共同富裕上迈出了很多扎实有力的步伐，但是真正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经过很长的努力，每一个步都要十分稳妥。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能达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那我们是个多大的力量？我们曾经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比如民富优先。原来短期经济时代，没有国富哪有民富，池子里面没有东西，那怎么分东西呢？问题就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上，这两者是统一的。

收入分配改革有几条很重要。第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这些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有所降低。我在浙江调研时看到，农村居民的收入搞上去了，反过来带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同时带动了城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我们的初次分配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劳动报酬占收入的比重至少还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未来10年，应该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把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从50%提到60%。我想这个目标是有条件实现的。

第三，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需要扩大。原来我们说中国的中等群体有3-4亿人。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因素，有的中等收入人群还处于并不稳定的状态。为此，下一步解决房地产稳步发展的问题，稳定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当然，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还会扩大。我们建议“十五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能达到5亿人左右，到2035年，基本能够达到总人口的40%-50%。

再比如，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需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还需要形成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改革的合力。同时，还包括社保领域改革。没有扎实的保障，老百姓就算有钱也不敢花，因为还有老人养老、孩子教育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中国是个大国，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件综合性、复杂性比较强的工作。因此，改革要从基本问题来解决，还需要多措并举，需要久久为功。

只要在改革上下功夫，相信总会找到办法的。

和讯网:中央提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应该从哪些理解“明显提升”这个目标？普通居民可以期待的改善有哪些？“基本服务均等化”对于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等方面，有着怎样的意义？

迟福林:十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去澳大利亚悉尼，到了晚上，我们想找个地方吃饭。结果，很多餐馆都爆满。我就很奇怪，怎么今天一下子爆满？我一想，可能周末人多一点，但是所有大小餐馆都是爆满的。

后来一了解，周末是蓝领工人发周工资。我说周工资就一个月发4次，工资消费完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说，我们不担心，因为我们有安全可靠的生活保障网，是经过法律确认的生活保障网。

这些年，我们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做了很多投入，保障性收入有了明显增长，但是如何让大家放心地消费？如何稳定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

社会保障是个长期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通过严格的法律来确认我们的基本社会保障。这是个基础。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各个省份和地区可以因地制宜有所不同，但是保基本的水平大致相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在基本方面大致相当的前提下，需要随着社会需求变化，逐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第三，还是多措并举。这些年国家明显提升了义务教育、学龄前教育包括二胎补贴等政策力度，这是适应老龄化等国情的大战略。当然，我认为还会进一步下功夫。比如在普及高中教育方面，可以根据条件来下决心解决，这既是老百姓有需求，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的表现。

当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是保基本、保公平，长期逐步提升水平，并用制度、法律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感。

和讯网:按照世界银行2023年的标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4万美元，中国2024年人均GNI为1.34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如果按十五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计算，到2030年，中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意味着什么？挑战又是什么？如何减少普通居民对实际收入与宏观数据高收入之间的“感受温差”？

迟福林:对“高收入国家”要用客观的办法和发展的眼光看待。

有的国家超过了世行的标准线，但是它并没有进入发达国家水平，因为它的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所以，既要看人均收入水平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更重要的还要看人类发展指数，看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医疗健康水平等。

中国什么时候进入高收入国家？从有的数据看我们在接近。但严格讲，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尤其在社会的综合服务上还有差距。所以，不能简单地看待这件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重要的不是简单的人均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平均富裕程度、教育程度、医疗健康水平等人类发展指标。这些方面的可持续提升，才是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老百姓的表现，才是我们的追求目标。